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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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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Kant-Forum)

主任:

海纳•克勒梅 教授、博士
哲学系
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
D-06099哈勒(萨勒)
邮箱:Heiner.Klemme@phil.uni-halle.de


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哲学系的“康德论坛”(Immanuel-Kant-Forum, IKF)旨在促进对康德(1724—1804)哲学、其前史、其历史语境、以及其对于当前科学和社会方面的疑难和问题之意义的学术研究。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与德国观念论之间的时期,体系研究的重点在于广义的实践哲学领域。“康德论坛”将是一个国际性研究的场所。它希望从跨学科的视角在过去几十年来国际上康德研究和康德解释方面形成的不同文化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它尤其重视其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青年学者。

“康德论坛”组织不定期的学术会议和大会,为外国学者到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从事学习、访问和研究的申请提供支持,在哲学系的课程体系框架内开设定期的相关主题的研讨课和讲授课。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的其它研究机构如“欧洲启蒙运动跨学科研究中心”(IZEA)、“启蒙—宗教—知识”研究中心(ARW)、“变动中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中心(GKB)以及“虔敬主义跨学科研究中心”(IZP)的学术研究、会议和讲座等对“康德论坛”的活动形成补充。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当代文献收藏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众多可能的机会。

十九世纪初合并成一所大学的维滕贝格大学(1502年创立)和哈勒大学(萨勒)(1694年创立)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尤其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为现代世界的建构做出显著的贡献。重要的是这也适用于哥尼斯贝格的精神文化生活,哥尼斯贝格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通过在哈勒接受教育的神学家弗朗茨·阿尔伯特·舒尔茨(Franz Albert Schultz,1692-1763)促成——显著地受到哈勒发生的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哈勒从事教育或接受教育的哲学家和(爱造新词的)神学家,康德的批判事业是几乎不可设想的。只须提到这方面的几个典范: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伽顿(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迈尔(Georg Friedrich Meier,1718-1777)、约翰·扎罗莫·泽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和约翰·奥古斯特·埃伯哈德(Johann August Eberhard,1739-1809)。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也有从事(在某种程度上批判的和独立的)康德哲学接受和康德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其中突出的人物有路德维希·马丁·特雷格(Ludwig Martin Träger,1743-1772)、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许茨(Christian Gottfried Schütz,1747-1832)、路德维希·亨里希·冯·雅各布(Ludwig Henrich von Jakob,1760-1837)、约翰·海因里希·蒂夫特伦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1760-1827)、雅各布·西吉斯蒙德·贝克(Jacob Sigismund Beck,1761-1840)、约翰·格布哈特·埃伦赖希·马斯(Johann Gebhard Ehrenreich Maaß,1766-1823)和约翰·克里斯托夫·霍夫鲍尔(Johann Christoph Hoffbauer,1766-1827)。这个传统在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那里达到其制度上的高峰,费英格作为哲学教授于1896年创办《康德研究》杂志,1904年4月22日(康德180周年诞辰)创立“康德学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多年。哈勒大学教授阿洛伊斯·里尔(Alois Riehl)和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属于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康德论坛”希望承继这个在历史和体系两方面从事康德哲学接受和康德哲学研究的传统。

康德与哈勒之间的紧密联系也由一个事实表现出来:康德的最后一部由他自己亲自提交印刷的著作、1798年出版的《学科之争》在柏林的准印许可被拒绝之后,他向哈勒大学哲学系申请并获得了准印许可。哈勒也是康德的一些最重要著作的印刷地,虽然不是出版地:在里加开业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克诺赫(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把他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康德著作交给格鲁纳特(Grunert)在哈勒印刷:《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和《实践理性批判》(1787/1788)。1790年哥尼斯贝格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尼古洛维(Friedrich Nicolovius)委托约翰·雅各布·格鲍尔(Johann Jacob Gebauer)的出版社印刷“论所谓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由于一种更旧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变得多余的发现”这篇反驳埃伯哈德(Eberhard)的论文。从其印刷史的视角看,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萨勒河畔的哈勒见到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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